这4座县级市为何能跻身“大城市”，晋级意味着什么？

中国最新城市规模分级情况“出炉”，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福建晋江，这4座县级市跻身“大城市”行列。

近日出版的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分县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前述4座县级市上榜Ⅱ型大城市。

人口规模是上述城市入选的重要考量。七普数据显示，江苏昆山常住人口达到209.25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41.43万人；浙江义乌常住人口达到185.94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18.42万人；浙江慈溪常住人口达到182.95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06.19万人；福建晋江常住人口达到206.16万人，城区人口达到101.25万人。

依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为Ⅱ型大城市，两者又并称为大城市。此外，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

人口为何会向这四座县级市集聚？经济实力强、具有特色产业、区位优势等，是这4座县级市的一些共性。

4座县级“大城市”有何共同点

“区位优势是这4座城市经济和人口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城市工业和商贸经济发达，和周边城市区域具有便捷的交通联系，能够利用都市圈、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和临近城市发展所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都对城市迅速发展并吸纳人口有积极作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指出。

4座县级市都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在任远看来，这一区位优势为它们跻身“大城市”提供了机会，“这几个城市都在东部人口密集地区，是工业化以及商贸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些地区，也和中心城市具有紧密联系，构成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网络中的快速成长的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数量本就较多，《分县资料》显示，江苏省、浙江省的大城市数量分别有11个、7个。此外，任远认为，离中心城市较近或交通便捷，可以利用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得以发展经济，从而促进人口集聚。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认为，4座县级市都靠近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处在都市圈、城市群中，这也显示出未来城市演进的一个重要形态，“一定是靠近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周边，会发展得更好。”比如，昆山紧邻上海，可以看作位于上海都市圈，享受了上海的溢出价值。

除了人口数量，4座县市级在经济数据上的表现也不俗。

数据显示，4座县级市都进入我国2021年GDP十强县，昆山以4748.06亿元位居榜首，且昆山已连续18年位居全国百强县第一。慈溪则以2379.17亿元雄踞浙江县市“一哥”宝座，早在2013年，慈溪即成为浙江首个千亿县，2020年跃升至两千亿级。义乌市2021年GDP达1730.16亿元，且11.6%的增速为十强县增速最快。晋江2021年GDP则逼近3000亿元，达2986.41亿元，增速10.5%。

此外，具有特色产业也是这4座城市的“标签”。比如，电子信息产业是昆山的支柱，昆山市政府官网显示，2021年末，昆山拥有1个千亿级IT（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产业集群。“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小商品贸易之发达，甚至可以通过分析其商品交易形成的“义乌指数”来窥见一些重要事件的走向。慈溪是浙江制造业重镇，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报道，慈溪已有73家企业跻身国内细分行业领域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位，51家企业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实现替代进口。鞋服和纺织则是晋江的支柱产业，目前，晋江已逐渐形成鞋服和纺织产业两个千亿产业集群。

成为“大城市”后意味着什么

城市规模等级，是中国城市分级管理的重要依据。

钟辉勇认为，跻身“大城市”序列后，一方面，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看，“人口增加，大城市更加集聚，城市里就业机会也会更多，城市里平均工资收入也有可能会增加，这些是城市本身人口增加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迈入更大一级城市序列后，一些发展规划可能也面临相应的调整。

“成为大城市后，相应会对城市空间改变产生影响。城市规划很大程度上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人口变动为基础的。”任远说，城市人口的增长、人口规模等级的变化，会对城市管理和服务带来压力，也对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等提出新的需求，例如交通和通勤的能力、教育和公共设施的配套。需要省和地市级政府协调和这些县级城市政府的关系，“从而使这些‘长大了’的城市具有更大的资源配置和城市管理能力。”

对其他县级市发展有哪些启发

任远表示，县级市包括县级城关镇，构成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基础的载体，“加强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对中国城镇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同地区的县域城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这4个县级城市的发展，就正在整合到都市圈、城市群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格局中。而我国还有一些县域的城镇化可能还存在县城人口的减少和城市收缩，需要根据地方的特点来加强县级城市的发展和功能建设。”

《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43个，其中县级市394个。

任远指出，从城市体系变化来看，一方面，虽然中国人口增速在放缓，而且未来还会出现负增长。但特大和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速快于城市人口增速，在城市体系中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性在增强，这个趋势目前并没有改变。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贡献还会提高，而且超大城市也会通过带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带动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规模稍小的城市则面临着发展分化，一部分城市人口保持稳定，一部分城市甚至出现萎缩，另一些城市会继续增长，整体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4座县级市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如，发展实业是“晋江经验”的内核，20年来，晋江地区生产总值从277亿元增长至2986亿元，年均增长11.6%，财政总收入从20亿元提高到257亿元，年均增长14.4%，实现了从穷县到“全国十强县（市）”的历史跨越。

义乌市政府官网介绍“义乌模式”的鲜明特色是，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促使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进程。

“每个城市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钟辉勇说，“要知道当地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找到比较优势之后，再因地制宜发展，这是每个城市需要考虑的。”另外，对沿海地区县级市而言，要多与周边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建立互联互通。

值得注意的是，城区人口规模是城市能级的重要指标，一些地方试图通过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增加城区人口规模。对此，钟辉勇认为，人口合并时要遵循经济规律，不能简单地为了把城市做大就进行合并，“最关键是，城市合并之后比合并之前，当地的发展机会、发展潜力要更好才可以。”

“一定要因地制宜，之前一些城市为了把所谓城市规模做大，扩张市辖区面积，建很多楼，但最后人其实没有进来，出现一些‘空城’，这是需要避免的。”钟辉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