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委大院》看中国式现代化景观

从《县委大院》看中国式现代化景观
2023-01-01 11:38 解放日报 编辑:李晓玲1

■《县委大院》创作者坚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央视一套等各大平台热播的电视剧《县委大院》,堪称一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精品力作。

说它贯穿始终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指其直面光明县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实践,真实地、艺术地展现其由落后贫穷、经济滞后、环境治理不达标、政绩数字上报造假、拆迁钉子户横设障碍、群众上访不断、招商困难重重等局面,到在新的县委班子带领下知难而上,团结奋战,勇毅前行,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方略,终于出色地践行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县一级基层政权所肩负的使命。

该剧既直面人生、揭示矛盾,因而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广度、力度;又开拓未来、展现光明,因而具有了浪漫主义情怀应有的温度。两者交融整合,便铸就了《县委大院》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艺术品格与美学风貌。

正如剧名《县委大院》所标示,全剧聚焦中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基石——县一级基层政权的治县理政实践,以光明县新任县长梅晓歌为主视角,向观众呈现了急需修复与发展的光明县,如何从“老大难”现状中一步步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说它是一部社会政治剧,这并没有错;但我赞同李京盛所言,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剧孕育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西方的社会政治剧产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两者是迥异的。前者的鲜明特色是执政为民,人民至上,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后者如《纸牌屋》《白宫风云》等则往往重在表现上层人物的“政治运作”和“权力角逐”,以争权夺利为宗旨。严格区分这一点,至关紧要。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县委大院》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宝贵启示。

毋庸讳言,此前把镜头主要对准县一级基层政权的电视剧也不少,但为何《县委大院》更有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呢?

这里面一个重要缘由,便是创作者对标的出发点是什么。一些创作者是以西方类型片原理和艺术构思框架为出发点的,而《县委大院》的创作者是严格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出发的,是从生活出发的。不是说,西方类型片理论不能学习借鉴;而是说,西方类型片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活生长出来的,我们只能学习借鉴其中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而万勿套用西方理论去阐释和导引中国人的审美创造实践。

《县委大院》创作者坚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者把光明县的改革开放置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把生活当成整体来进行审美把握,不是按西方类型片常见的裁割生活一事贯穿,而是全景式地把执政兴县、城乡保护、环境治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一揽子尽收眼底,予以审美表现。唯其如此,该剧具有此前同类题材作品罕有的生活厚重感、真实感,既接地气,又撼人心。

“坚持从生活出发,把生活当成整体把握。”这是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我的导师、已故著名文艺评论家朱寨先生,力排众议举荐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时的名言。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观《县委大院》,倍觉亲切、中肯。

《县委大院》在审美观照生活上,强调整体性、强调全面辩证地处理好生活化与戏剧化关系的“度”。显然,它主要不是靠事件的戏剧冲突来吸引观众,而是靠事件的“平实组装”来形象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光明县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关,它在塑造县委、县政府班子各具典型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时,也自觉地摒弃了过去曾一度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好即坏、不左就右的单向创作思维模式,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辩证取舍的和谐思维方式。

县委班子里,虽人人性格各别、境界有异,但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奋进实践中,都能做到忙是常事、苦是必然、累是应该、乐是自得。剧中人物从梅晓歌到艾鲜枝,再到吕青山等,大家团结共事,既正视困难又勇于作为,既忠诚干净又担当重任,既奋发进取又不踩红线。全剧形象地彰显了这样一种新时代新干部的执政理念,殊为可贵。正是在这种辩证和谐的创作思维导引下,梅晓歌的艺术形象脱尽了“高大全”气,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仍低调上任,以与同行的市委组织部领导对话中引出的“破釜沉舟”“贬官出官”略表情志、潜藏深意。上任后,由县长而升任县委书记,对人与事,他力戒主观判断轻下结论,尤其不作“非对即错”的简单处理。这一形象,在新时代担当时代重任的新人的艺术画廊里,有着一席重要位置和独特价值。

(仲呈祥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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