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体智库发展的挑战与进路

近年来许多媒体开始了智库化建设，并本能地从“舆情”切入。然而，舆情服务与智库研究形式不同，舆情业务也无法构成媒体智库的全部。媒体应当意识到，单向的、偶然的、随机的一份调研报告、一场对策会商，无法称为智库，智库需要长期稳定、持续不断的数据积累和团队输出，需要建立一套评价体系和生产标准，需要专业化、平台化和规模化。如何把握时代机遇，探索政府、企业、社会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规律，为各方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和专业服务，将成为我国媒体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

我国媒体智库建设步伐提速

2010年后，随着媒体融合不断走深，媒体转型从盘活“存量”到带动“增量”，媒体智库创办的速度明显加快，并由中央媒体扩展到地方媒体。2013年6月，新华社成立智库研究机构“瞭望智库”，开创中央级新闻媒体建设传媒智库的先河。如果说2011年挂牌的新京报传媒研究院还是偏重媒体行业自身研究，那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12年成立的三农研究院（后扩展成广东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就是区域性、行业性媒体智库创设上大举发力的肇始，2014年成立的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则直接参与到舆情产品服务的市场竞争中。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催生了一大批媒体智库，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南风窗传媒智库、财新智库、21世纪经济研究院、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长江智库等一批媒体智库纷纷成立，其中不乏业界颇具声望的媒体智库，是媒体智库扎堆出生的“大年”。进入2016年后，媒体智库创建方兴未艾，当年5月，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打造的封面智库成立，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研究为定位，同时对互联网创新经济、共享经济进行探索和建言。同月，由沈阳日报社主导发起的盛京汇智库宣告成立，致力于建成“东北振兴、决胜沈阳”的智囊团和思想库。2017年4月，光明日报整合旗下的研究机构成立光明智库，成为业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智库。2018年再度迎来媒体智库创办的小高峰，四川日报大数据媒体智库、人民日报海外网智库、湖北日报楚天舆情数据研究院、温州日报温都智库、佛山传媒集团佛山传媒智库等相继挂牌成立。而已建设的媒体智库也在进一步升级调整，走向矩阵化和规模化，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将旗下12家媒体智库汇聚形成南方传媒智库矩阵。2019年，山东广播电视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日报社、山东大众报业集团等媒体也参与到媒体智库的建设中，分别成立了闪电智库、报晓传媒智库、齐鲁晚报壹点智库。2020年及2021年，受疫情影响，媒体智库的发展放缓，但仍有深圳报业集团深新传媒智库、东方网东方智库、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智库、湖南日报智库等媒体智库成立，展露出各级媒体机构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积极参与的决心和风采。

此外，媒体还通过与外部组织合作的方式，联合创办了一批媒体智库。如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五大院系与江苏广电集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有线共同成立的紫金传媒智库，财新智库与莫尼塔（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财智莫尼塔”研究平台，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阿里巴巴合作成立的第一财经研究院，羊城晚报、百度、国双科技合作成立的羊城晚报智慧信息研究中心，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国研经济研究院合作成立的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等等。这类媒体智库既具有部分媒体基因，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凝聚政府、企业、高校多方资源，为媒体智库的发展提供知识体系、技术支撑和市场资源。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国内宣布成立智库业务部门或单独成立媒体智库的媒体机构已超50家，中央媒体、省市媒体、市场化媒体均有参与，加上冠以中心、研究院等名称的各种机构，总数远超百家。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传媒智库矩阵有12家媒体智库，佛山传媒集团旗下有5家媒体智库。同时，各媒体机构在媒体智库的架构和设置上不断探索，结合媒体智慧化转型进行调整优化。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为例，2018年羊城晚报智慧信息研究中心全面升级为羊城晚报传媒智库，2019年羊城晚报传媒智库旗下设立羊城晚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智库，2021年进一步垂直细分，启动了羊城晚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业智库。

媒体智库类型多样百花齐放

媒体智慧化转型中的“智媒体”概念与实践，媒体智库化转型中提出的“媒体智库”与“智库媒体”之争，双重变动导致媒体智库从一开始就没有现成的章法、说法和做法，各自表述中展现出的类型之多，不但让行外看不懂，就是在媒体行业内部，也一时找不到标准化的定义和共识。

一是业务辐射范围上，中央媒体智库和地方媒体智库各显其长。

中央重点新闻媒体，其目标多定位于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综合性媒体智库，同时把差异化作为战略选择，重点打造系列拳头产品，影响高端群体乃至高层决策。一方面，为媒体智库的建设打造样本，促进媒体智库化转型，比如新华社瞭望智库配置专职协调服务部门，建立既懂媒体又懂智库的专业研究团队、新媒体团队、运营团队、专业编辑团队、技术与数据团队等五大专业团队，形成研究、传播、品牌、数据等四大产品矩阵，为媒体智库建设提供了框架性的指引；另一方面，主动承担更多对外传播的媒体责任，扮演中国声音的“发言台”、中国信息的“数据库”、中国话题的“议程表”、中国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朋友圈”，如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于2021年4月发布《涉疆谎言的产生与真相》报告，起底西方反华政客、智库、媒体等搭建起涉疆虚假信息“产业链”的来龙去脉。

相较于中央媒体智库，地方媒体智库往往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城市治理、政策咨询、舆情研究等领域，紧贴地方发展重点和特点，提供智库服务和智力支持，助力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效益。比如南方舆情研究院积极推动“舆评”服务，针对政府在重大事项决策出台前进行舆情反应专业评估，试图将舆情反应纳入城市治理的流程，补齐重大政策论证、项目风险管控的短板。

二是智库建设类型上，研究型媒体智库和业务型媒体智库各有侧重。

媒体智库与社科院、高校等科研机构的专业性、研究型智库相比，接收到更多的市场需求和反馈信息，容易以业务需求为主导倒逼生产流程改造，提供定制化智库产品。同时，媒体机构在融合发展中接受了更多的市场洗礼，生存压力也使媒体智库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媒体智库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殚精竭虑谋划市场发展和用户拓展，除了将媒体原本的一些经营性业务自然而然转化为智库产品和智库服务，还通过细思缜密的策划、娴熟的运作手法构建政商学圈层，不断提升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价值服务的能力，这也使得许多媒体智库呈现出明显的业务倾向。

与之相对的则是研究型媒体智库。研究型媒体智库往往是和高校、研究院合办，在传统学术研究上更为突出，一般表现为以智库为作者单位承接研究项目、发布研究报告和科研论文，组织或参与学术论坛等等。如多个传媒集团参与建设的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其本质属性更接近高校智库；而光明日报的光明智库致力于对智库发展规律与路径进行研究，推出《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合作研发“中国智库索引”，为各类智库搭建传播平台，试图成为“智库的智库”。

走向新型主流智库的“绊脚石”

快速推进中难免有短板待补，眼花缭乱中不乏徒有虚名者。明显的媒体优势背后，是缺陷，是缺失，甚至有难以为继的危险。

一是顶层设计薄弱，建设路径保守。

对外来看，普遍存在于各媒体智库介绍的“服务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这一目标定位流于宽泛，媒体智库相较于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的核心特色未能充分体现，媒体智库与媒体智库之间也缺乏差异化定位。对内来看，媒体机构囿于传统媒体的思维方式，品牌赋能、项目支撑仅停留在传统业务甚至成本转化上，缺乏创新性的产品思维，智库课题报告、图书编撰、民意调查、舆情报告等大量产品仍沿用媒体经营项目的路径，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媒体智库未能从推动媒体融合战略的高度来明确智库发展定位，精心设计智库功能，导致智库资源统筹不足，影响力薄弱，难以产生以点带面的发展效应，更无从通过媒体智库建设反哺媒体深度融合。

二是机制体制不调，规范发展受限。

媒体原有的体制机制缺乏独立性、针对性、适用性，难以适应智库标准化生产、支撑智库规模化发展。独立性方面，部分媒体智库并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而是从属于媒体单位的二级部门，其人事和财务受到严格控制，难以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配置、考核和激励制度，无法形成高效率的运行机制。针对性方面，媒体与智库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类型，媒体智库的核心业务与媒体的内容生产在生产目的、组织方式、面向群体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不同。但目前媒体智库往往直接套用采编部门或经营部门的制度、流程，没有为智库量身定制的管理制度，存在诸多削足适履的情况。适用性方面，媒体原有的机制体制不适用于媒体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的机制体制也同样不适用于媒体智库。目前国内新型智库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建设路径多参考布鲁金斯学会、阿斯彭学会、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国外知名智库。其中最广为讨论的是“旋转门”机制，然而，这一在美国主流智库影响颇深的制度，在国内媒体智库中近乎失效。如紫金传媒智库建立初期，参照“旋转门”制度的模型，吸纳了来自省内媒体的四位研究员，但由于是兼职研究员，他们无法独立承担研究课题，在智库内部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三是资源统筹失效，专业运作乏力。

媒体智库的作用在于“互联互通”，智库建设不仅要实现内部采编资源的融通，也要实现外部社会资源的对接。而实际上部分媒体智库并未真正融合传媒核心优势资源，导致业务发展存在明显短板：媒体智库业务未能有效对接采编资源，并未参与媒体机构编前会及重大项目策划会，对国内和省市重要动态掌握不及时、不完整；未能充分利用媒体渠道，在新闻传播采编业务的基础上形成智库品牌传播的独立框架，发布智库报告、举办智库论坛仍采用媒体机构的名义，不利于智库品牌宣传，培养潜在客户。

媒体智库从站稳脚跟到创新发展

作为新型智库建设一支重要的力量，媒体智库必须产品专业化、运营平台化、服务规模化，才能形成持续、稳定、长久的专业服务能力。

一是深化平台战略，明确智库定位。

媒体智库要在智库定位上突出特色，强化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在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致力于前瞻性、针对性地提出地方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思路。不仅集中于前端的舆情监测、评估、预警、预测和社会发展调研，更要为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并跟进后续。媒体机构应该强力统筹、整合相关智库业务、智库机构，推动媒体智库矩阵化、平台化，在资源集聚显著的垂直领域进行一体化整合资源的试点。同时，也应增强智库品牌宣传意识，不仅要善用自有媒体渠道宣传，也应在其他平台媒体渠道上增加品牌露出，扩大媒体智库传播力、影响力。如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共同主办的“京师中国传媒智库发布”，将研究成果汇集为《中国传媒智库》出版，强调和突出智库报告、智库服务的数据、工具和方法，已然不同于内参、深度报道等媒体产品。

二是创新机制体制，释放智库活力。

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上，处理好“专职”与“兼职”的关系。招募专职、专业的生产运营人员，致力于智库产品的运营和推广。同时对待外聘专家学者，不仅在具体的智库业务上邀请专家给予建议、进行专业指导，也要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让兼职专家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智库建设之中，全流程参与智库产品、智库活动。经费管理体制上，除了政府资助、经营所得，还要拓展研究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智库独立性。同时，把研究经费用在刀刃上，打好技术基础，并针对不同的智库产出设置激励机制，从而吸引、留住智库人才，激发智库研究、智库服务的积极性。考核机制上，改变过去倾向新闻业务的考核方式，将智库研究工作量纳入采编人员的考核范围，增加智库研究在考核中的权重，推动采编人才向智库人才转型。同时可以邀请高校、社科院等对媒体智库建设进行第三方评价，从而推动媒体智库机制体制改革。

三是畅通资源对接，激活智库基因。

媒体智库应当拓展思路，对媒体资源进行再发掘。除了现有的媒体渠道、采编资源，以往积累的报道素材也可以转化为智库资源。如惠州报业传媒集团东江图片社对《惠州日报》《东江时报》自创刊以来刊登过的图片进行数据化处理，建立图片库，对外实行有偿使用。图片分时间段、用途类型计价，时间越久远单价越高，商业类用图价格最高。此外，应该充分发挥媒体连接力，为政府、企业、行业之间搭建沟通平台。除了论坛、会议等常见形式，还可以利用媒体链接资源组成行业联盟，如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成立的南都健康联盟，定期展开行业合规研究、控烟及健康研究、健康消费新环境洞察，并通过南都健康大讲堂、南都名医大讲堂、“听健”、就医宝典，打造健康科普平台。而在广东省教育厅指导下成立的南都教育联盟，联动十所广东高校图书馆，发布每所高校的年度十大热门借阅图书，以及汇总十所高校的图书借阅数据，从而形成《广东十大高校年度综合十大热门图书》榜单。

媒体智库连接、盘活，开发、挖掘，新产品、新服务、新能力的背后，是专业化、平台化、规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