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用工大数据表明，新冠疫情未对中国制造业带来长期实质性影响

随着“柔性制造”概念的兴起，生产能力根据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做出及时响应，成为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每年1到7月是求职、用工的淡季，从8月开始，求职人数和用工数量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上升，旺季持续到每年12月”“平台用工天数有明显上升趋势、用工价格的变化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对制造业造成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疫情并没有对制造业造成实质性影响”……

2022年1月16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城市酷想家”团队组织的“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发布会”通过线上会议+直播的方式进行，并就当前流动人口就业形势展开圆桌讨论，上述研判是研究团队刻画的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

运用大数据快速、准确地监测和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城市酷想家”团队与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合作，共同开发灵活用工大数据，并将其运用于宏观经济、城市群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灵活用工的重要性

“制造业灵活用工大数据能够较为及时、准确地反映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景气状况。”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

灵活用工是我国制造业一种重要用工形式。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灵活用工可以较好地应对订单短期变化，有利于一部分订单量波动较大的制造业企业保持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随着“柔性制造”概念的兴起，生产能力根据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做出及时响应，成为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消费品个性化需求增加了。拿牛仔裤举例，电商时代的某个主播在带货时说我要推一款牛仔裤，线上对牛仔裤的需求可能就100条，这时候订单呈现出小量化和短期化的特征，这样的订单需要相关制造业企业相互配合来调整灵活用工。可以说，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形式。”陆铭说。

制造业灵活用工劳动力群体的主要工作岗位以流水线工人为主。而流水线工人在不同企业、行业和地区间的流动性比其他岗位的制造业工人更强。这种可流动性使得灵活用工的劳动力成本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比较接近。

“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一般均衡的作用，制造业企业正式员工的工资和雇员规模也会受到灵活用工状况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灵活用工价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灵活用工的数量和价格的短期波动也能反映企业市场需求情况的变化。”陆铭说。

“数据的快速积累使我们可以更加灵活、准确和及时地把握宏观经济的脉搏。”研究团队指出，灵活用工数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季节性变化、增长趋势以及系统性冲击的影响。

指数有什么特点？

“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本次在线上直播发布，主要的发现包括：

灵活用工大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制造业用工的季节性特征：用工天数和在职人数的变化存在明显的淡季和旺季；用工价格也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4至7月工价较低，其他月份相对较高。

灵活用工大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趋势性特征：通过“周薪薪”招聘的人数上升趋势明显；平台用工天数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用工价格的变化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灵活用工大数据能够反映疫情前后制造业景气程度的变化：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对制造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2020年2月之后用工人数及用工天数的异常下降，以及4至5月工价的反弹和下半年用工数量的反弹。从长期看，用工数量、价格的长期趋势，在疫情前后没有显著变化。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做什么？

据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向宽虎介绍，首先可以用流动人口的就业数据去开发更多的数据公共品，让相关企业和社会了解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和收入变化，了解制造业本身的趋势性变化。比如，用大数据与新的方法来衡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以及评估平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就业平台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大数据研究还有助于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相关考察与研究，可以灵活运用大数据评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系统化改革这些城市政策的实施效率。

指数可以开发更多价值

在圆桌讨论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中心研究员刘金伟认为，用大数据的手段来分析农民工的就业形式可以弥补传统统计调查数据的不足，促进精准决策。

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占3.76亿人，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多了1.16亿人，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统计数据多了1.41亿人。

“流动人口数据确实难掌握，因为他们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我们迫切需要有新的调查手段改变数据收集方式。疫情发生以来，大数据技术在人口监测、疫情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金伟说，“‘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指标选取很具代表性，能够反映一定时间内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基本情况，间接反映制造业的景气程度”。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第一步就是要实现在城市的经济立足，经济立足的主要体现就是找到能维持城市生活的工作。疫情发生一个时期内，随着用工订单减少，劳动力的需求也减少，导致工资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邢春冰认为，最低工资特别是小时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影响很重要的一方面。“对于灵活用工的数量和企业选择灵活用工和非灵活用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数据对于把握制造业现状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认为，“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后续可以和很多事件发生关联。

“不仅经济上，相关指数还有其社会意义。如收入变化反应城乡之间的变化，流动人口群体社会心理的波动等等。这样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视角进一步合作，把这个可贵平台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获得更多信息，为政府决策、为企业谋划提供重要参考”。

长期跟踪产业工人现状的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奚军观察到，近些年，产业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重要趋势，他们的收入也以较快速度跟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

“解决未来劳动力匮乏的重要一点是企业充分认识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特点，不断改善员工关系，提高对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认知。据我们调研发现，有些企业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做员工兴趣小组等。地方政府也把流动人口中的技术工人作为人才引进对象，出台相应扶持政策，这都是向好的迹象。”奚军说，“一方面通过提供更好的社会融入方式稳定新市民的就业，提供市民化社会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增强新市民的幸福感；一方面由政府牵头、企业推动，帮助企业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企业的产品利润率，让企业更好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去——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