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了什么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演讲，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进行解析。刘世锦认为，国内大循环中的痛点主要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结构性潜能，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

以下为刘世锦演讲摘编：

最近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是因为不论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都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水平，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大国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即使对外开放度高，对外贸易比重也相对较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尤其是高开放度的小经济体，如一些城市型经济体，经济外循环的比重要高出许多。

第三，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尤其是拥有超大型国内统一市场，与其他大国相比，更有必要和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第四，我国经济已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尽管数字经济等的发展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总体上看，服务业仍然大多是本地化的、不可贸易的，这样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体经济活动的比重。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实际上，我国一直是以内循环为主的，由外循环转到内循环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强调内循环为主？

一是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萎缩，外部供给能力也在下降；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外需市场收缩；三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猖獗、出现“卡脖子”“断供”压力的背景下，部分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实施某种产业备胎战略。

现在的大循环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

所以，当前的内循环将会有与以往不同特点。在目前复杂形势下，也要避免一些误解。

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不是什么产业都要自己搞，都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不可能，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实施产业备胎战略，由于我国具有规模经济突出、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等有利条件，在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中将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调整能力。有些就是备胎，防止卡脖子，有些可能转为正胎，有利于打破国际上某些技术垄断，提升我国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

单边主义、逆全球化难以成为长期态势，并不代表发展规律，这个时候更需要对全球化的信心。不是比脱钩，而是要比更开放，这样才能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应当是：适应不同国家、地区市场变化的开放；适应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的开放；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有抗冲击性的开放；基于制度规则的开放；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推动这样的开放，国内大循环才能富有成效。反过来说，国内大循环搞好了，将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简单地说，我们所要的双循环，是“开放型的国内循环”和“内需为主型的国际循环”，或者说是“开放的、内需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1+3+2”的结构性潜能应在国内大循环中担当主角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要重点转向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加快形成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潜能”应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主要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我国有先进的理念、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国内大循环，要能循环起来，循环的有成效，关键是要“通”。不通则痛，要找到痛点。现实循环中的痛点主要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释放“1+3+2”的结构性潜能，重点是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编辑：周佳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