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商帮史话（之一）五架小车闯关东

如今有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风行中国大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让我想起共和国一位开国元帅的诗句：创业艰难百战多。是呀！创业之路有多么艰难，没有创业的亲身经历又如何能够懂得？

这也让我想起历史上另外一群创业者，他们的名字叫：武安商帮。几百年前，他们推着一辆辆载满药材的小车，加入“闯关东”的队伍，从太行山向白山黑水进发，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竟然一度垄断东北的药业，赚取了数不尽的真金白银，还为武安人挣下一个说不清是褒是贬的称呼：药鬼子。

武安属于山区县份，境内多山，西北、西南、北部岗峦起伏，太行山余脉纵横绵延，山地和丘陵占到县域面积的三分之二，农业生产条件一般。

“糠菜半年粮”，在其他地方或许是偶然，在武安则是一种生活常态。吃糠吃久了，或许也会“上瘾”？“三顿不吃糠，心里就发慌”的谚语曾广为流传。想一想，其实并不荒唐：吃糠咽菜长大的人，对奢华的日子总有一种虚幻感，觉得它难以持续，内心里有几分恐惧也未可知！

进入清朝以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武安的人口持续快速增加。据史料记载，乾隆元年（1736年），人口为12万，至民国17年（1928年），人口已为36.5万。将近200年间，人口增加了两倍，人均耕地由8.47亩下降为2.78亩。耕地减少，土地瘠薄，十年九旱，在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环境中，武安人民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

也许是“穷则思变”吧，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至少从明朝中叶开始，他们便走出家门，经商谋生。开头，在县内以及附近地区流动经营或者开设店铺，而后渐渐走出县门，进入府城、省城，向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扩展。编纂于明朝中期的《彰德府志》（武安在明清两代归属河南省彰德府管辖），郑重其事地留

下了一句记述：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墟罔不居货。这些商贾们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经营项目涉及药材、绸布、张罗、补锅、荆编及烧砖、烧盆等，后逐渐形成了主营药材与绸缎的格局。从这一点上，应该肯定地说，武安虽然地处太行山区，但武安人的思想观念并不封闭保守。

很明显，武安人从务农转向经商，多数人不是从土地收入获取了足够的商业资本而进行产业转移，而是因为有限的土地收入无法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另寻生路。——他们在经商之初，手中的本钱少得可怜，甚至两手空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简直是在做“空手套白狼”的白日梦。

而挺进关东，则更是一次战略转移。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载：“乾隆中，民殷国富，到处升平。内地商业，

已成供过于求之疲弱现象。遂有聪明人士，思向关外发展，以浚利源。时龙泉武公者，首创临泰于奉天，经营药材，是为武安商人在关东贸易之起点。”

这种描述与我们当前部分企业面临的形势有某些相似：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甚至惨烈。

怎么办？龙泉村的武家五弟兄（龙泉武公）选择离开“孩子老婆热炕头”，到别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开辟新的天地，于是有了一个壮举：“五架小车下关东”。——其实山东人当年“闯关东”也是如此，山东人口中的“死逼梁山下关东”，说的是同一道理：都是“逼”出来的！

关东，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在当时，大约既充满了凶险，又充满了诱惑。想

想看吧，到远方去，那时的交通通讯条件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简直无异于以身家性命为赌注来一场豪赌，以致不能不做诀别桑梓、客死他乡的精神准备。龙泉武氏兄弟五人下关东之远征，近于无奈之下的背水一战了。他们每人推着一架小车，尝试着从祁州往沈阳贩运药材。从武安到祁州再到沈阳1000多公里的路途，他们是推着独轮车一步步用脚板走出来的。

从武氏五兄弟，到后来两万药商下关东，是一部及其壮烈的创业史。讲到先辈们闯关东的经历，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细节：他们上路时，家人们需给他们预备两样东西，一是干粮，二是布鞋。干粮不用说了，为什么总要身背那么多布鞋上路呢？因为路途遥远。在途中，穿烂一双鞋子再换上一双，接着走。没有五六双鞋七八双鞋，走不到目的地。即使到后来关内关外通了火车，交通相对便利，但“下关东”仍然是充满艰辛的征程，商人们需要忍受的，不仅仅是长途跋涉之苦。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东北又是一个冰雪世界。他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途中，山高水险，荆棘丛生，野兽出没，劫匪遍地。目标地，林海雪原，人生地疏，背井离乡，天涯孤旅。他们需要胆量，需要心计，需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终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揭开了武安商史新的一页。

武安商人的脚步不止于关东，陕西、甘肃、宁夏、内蒙、青海、新疆都有他们的身影。商路艰难，吉凶难测，他们一走就是几千里，一趟就是几个月、好几年，这确实是对人的意志和耐力的极大考验。事实上，壮志未酬、客死他乡的武安商人也不在少数。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继续坚定不移地“闯天下”，道路愈走愈宽，天地愈来愈广阔。

追溯武安商帮

的历史成因，有专家注意到武安在战国时代属赵国，赵国行商之风浓于列国，曾经出现过吕不韦、郭纵、卓氏等一批大商人。历史前推，赵地主要区域在山西，因此武安的文化脉系实与晋文化血肉相连。至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大量自称来自山西洪洞老槐树下的先民在武安定居，使武安和晋文化的传承关系更为直接。或许可以说，武安人和山西人一样，骨子里早就深深植下经商的基因，具有由来已久的商业传统和卓越的经商才华。但更重要的，显然还是他们迫于生存压力，而逼出的决心，逼出的志向乃至智慧。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武安商帮一直坚持着一套相对封闭的员工管理制度。员工一律不准带家属，无论大掌柜还是小学徒，一律“三年一住家”，三年时间里过着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生活，店规极其严格，坐卧起立，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里里外外，无不有着严格的规范。许多商家在《万金账》上即定有禁令：不许抽烟，不许赌博，更不许出入妓院，店员离店办事，必须两人以上结伴同行，以便相互监督。店中所有人员，若违犯店规，“立马出号”永不再用。这一套近于严酷的制度，一方面是为了保守行业机密，另一方面为了排除杂念和干扰，凝神聚力做生意。半军事化的管理，使得这些男人过着与僧侣近似的禁欲生活，其境况，岂一个“苦”字了得。

时代变了，但市场竞争依然激烈，其艰难和凶险依旧很多。偶遇打算投身商场创业的青年朋友，我便想同他们聊聊武安商帮的故事，并借此提醒一句：走创业的路，你们的鞋准备足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