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庄村:从熬盐换粮到产粮基地

张庄村:从熬盐换粮到产粮基地
2019-03-18 10:03 邯郸新闻网 编辑:马丽英

□本报记者 王翔孙建东 实习记者马佳

编者按:1973年,肩负着治理土地盐碱危害的使命重任,一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科研组来到曲周县,在农业一线搞科研,与农民携手斗盐碱,至此拉开了中国农大与曲周县数十年县校合作的序幕。从当年的改土治碱到后来的增产增效,再到如今的绿色现代农业,中国农大与曲周县的合作已逐步走向深层次、宽领域,双方也在合作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感情,成为校地合作的典范。

本报从即日推出“中国农大在曲周”系列报道,全面展现中国农大与曲周县合作历程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讲述合作中的感人故事。敬请关注。

初春时节,小麦已经返青,果树吐露新芽,从曲周县城向北驱车约20公里,便来到河南疃镇张庄村。农民们三三两两在田间劳作,孩童们在路边嬉笑玩耍,微风拂过,处处生机盎然。

就是这样一个幸福安详的小村庄,46年来,有过一段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到处是盐碱地,长不出粮食,村民们没饭吃,只能把地里的盐熬出来,用盐换粮食。”65岁的村党支部委员李学亮回忆起过去依然非常清晰。

位于黑龙港流域的曲周县曾是旱涝灾害和盐渍危害的重灾区,区域内有大面积盐碱地,种在盐碱地上的庄稼长势极差,甚至颗粒无收。而位于县城北部的张庄村,又是盐碱灾情最重的地方。据《曲周县志》记载:“曲邑北乡一带,咸碱浮卤,几成废壤。”地里不长庄稼,村民只能一方面熬盐换粮,一方面吃国家救济粮。

从1973年起,随着一批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的到来,困扰张庄村多年的盐碱难题开始逐步解决。

1973年6月,为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旱涝盐碱治理科技会战的要求,北京农业大学委派土壤和农业化学系研究生石元春、辛德惠等人,进驻曲周县,研究解决盐碱地治理问题。

当年只有18岁的李学亮,刚刚高中毕业回到张庄村。他告诉记者:“石元春等人来到曲周后,把盐碱灾情最重的张庄村作为第一代实验区,指导全体村民向盐碱地‘开战’。”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来自农大的研究生们在张庄村成立了旱涝碱咸综合治理实验区科研组(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前身),由石元春任科研组负责人,带领科研组成员驻扎在村,与村民同吃同住,没日没夜地进行测土实验、水质化验、气候数据采集分析等工作,以期找到该区域盐碱成因,研究科学的治理对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科研组总结出曲周县地下水盐运动规律,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综合治理办法。李学亮向记者解释:“治盐碱的办法用通俗的话讲就叫‘抽咸补淡’。简单来说,首先挖排水渠和灌溉渠,把地表和浅层咸水排出,然后打深井抽出地下深层淡水进行灌溉,以此降低土壤含盐量,使其符合耕种要求,并通过深耕、种草等方法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肥力。”

实践证明,科研组的方法颇富成效,经过治理的土地从此告别了盐碱的历史。第二年,张庄村小麦即获得丰收。“过去的盐碱地里又长出了粮食,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全村人别提有多激动了,大家都把农大科研组称做‘大恩人’。”李学亮说。

自1974年起,张庄村粮食产量逐年攀升,1977年后亩产稳定在800斤以上。从1974年到1979年,张庄村共向国家交售粮食160万斤,成为名副其实的产粮基地。

随着张庄村的治碱成功,第二代实验区、第三代实验区……直至曲周全境23万亩盐碱地,开始了全面治理。昔日荒地变良田,曲周治碱经验也为整个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治理提供了蓝本。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如今的张庄村,长势茁壮的庄稼和成片的果树林木给村民带来新的希望。46年过去,不变的是张庄村乃至曲周人民对农大真诚的感恩之心,不变的是一代代农大人对曲周故乡般深深的眷恋。



幸福在哪里?

韩鹏

从曾经的不毛之地,到今天的沃土良田,作为曲周治理盐碱地的缩影,张庄村无疑是个成功典范,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陵谷变迁,鱼龙漫衍,夫复何言?但面对张庄村的今昔巨变,却仍有诸多感慨油然而生——它今日的幸福,究竟从哪里起步,原点又建构在哪里?

几十年来,中国农大师生与曲周干部群众一道,把辛勤与劳作无私付出于斯,将汗水与智慧悉数浇灌于斯,这才有了这里今日的一切。昨日沧海,今天桑田,变化迥然。

循着它的足迹上溯,我们找到的幸福回路是如此清晰:科学加汗水下的苦干、实干、巧干,成就了这里的一切。

正如一首老歌中所唱:“幸福在哪里?朋友我告诉你,它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它在辛勤的工作中,它在艰苦的劳动里,啊!幸福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

而撑起这份苦干劲头的不竭精神原动力又在哪里?

恒心。即良好的道德品质,坚定的道德力量,恒贞的人格操守,义无反顾的从道之心。

真理和道义,需要全身心拥抱和贯注。大道从天,雍容而宽博,丰厚而绵长,敞尽胸怀都难盛其万一,如何还能为一之私留有空间?不能忘情于世俗享受,则一定不能全身赴道。

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之深意,就在这里。

晚明以降,士风变为恋世乐生,人们追求生活的舒适惬意,讲美食,好女色,嗜茶饮,蓄声姬,建园林,喜禅悦,重养生,乐山水。这种流行的情调推动了具体艺术范畴内的精致化,但却使整个文化精神陷入低糜与荒废,透着没落的无奈,散发出昏暗的甜香气息。

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民族刚性气质的长久钝化与持续萎缩。

道兴则国兴,虽然不即时显现,道灭则国驰,已为历史不厌其烦验证。道不可灭,其中的肩负者正在于士人。

所以,孟子那么动情地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段发言需时时聆听,因为它在提醒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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