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论战十二子（中）

刘志轩

上一篇介绍了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的三种学派，六位学者。此篇继续介绍荀子批评的另三个学派，六位学者。

荀子批评的第四种学派是，“尚法而无法”。

荀子说：他们崇尚法制但没有法度。对上面君主的话言听计从，对下面的百姓则依从习俗。整天谈论制定典章文理，讲一些抽象的法治论，却否定尚贤使能，轻视贤智人才在法治中的作用。及至详细考察他们的理论，却是迂阔而不切实际，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维护礼义名分。然而他们却说得出根据，说起来又很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弄大众。这样的人是谁？是慎到、田骈也。

慎到比荀子年长数十岁，称慎子，邯郸人。早年学黄老道术，他曾长期在稷下学宫讲学，受上大夫之禄，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是从道家中出来的法家创始人之一。他讲法而兼讲势，把君主的权势看作是执行法治的力量。荀子评价他“尚法而无法”，认为他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落脚点在哪里，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

田骈，齐国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为先秦天下十豪之一，也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雄于辩才，本学黄老，与慎到齐名，学说与慎到相近。

荀子批评的第五种学派，是总喜欢“出新”，认为只有“新”的才是先进的。

荀子说：他们不效法先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制造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言辞，分析入微却不合实际，雄辩动听却没有用处，做了很多事情却功效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然而却说得出根据，说起来又很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弄大众。他们是谁？是惠施和邓析。

惠施是战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宋国商丘人。他为魏国制订过法律。因为他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在当时各个国家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邓析是春秋末年的郑国思想家和革新家，名家学派第一人。他是坚决反对“礼治”的先行者，“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竟自己编了一部《竹刑》。邓析提出“事断于法”的主张，即必须以法作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所以后来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在学术思想上，邓析和整个名家一样，对于传统的一切，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总想“创新”，总以为过去的、历史的都是不合理的，只有新的才是先进的。

荀子批评的第六个学派是，自以为才高志大，却不能自圆其说。

荀子说：他们粗略地效法先王而不得要领，然而却自以为才高志大，见闻广博。依靠古老的观点来炮制学说，称之为“五行”，非常怪僻荒诞而不成体统，幽暗神秘而没有说明，闭结晦涩而不可理解，还冠冕堂皇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先师孔子的真传啊！子思倡导在前，孟轲附和于后，世间愚昧无知的儒生们也跟着吵吵嚷嚷，而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下来并且传播下去，还以为孔子、子弓就是立下这样的学说恩惠于后代。这样的人是谁？这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荀子纵论天下学问，在批评前五种学派的时候，说他们是“欺骗”“迷惑”。而批评第六种学派子思和孟轲的时候，则说他们是“罪过”。

可见，荀子对儒家内部的思孟学派歪曲孔子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是多么深恶痛绝。

子思，姓孔，名伋，孔子之嫡孙，相传曾授业于孔子的高足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

孟子，比荀子年长约50岁。他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曾经两次到齐国，收到齐宣王的热情款待，但齐宣王只想用其名望，并不用他的主张。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

荀子批评思孟学派依靠古老观点炮制的“五行”学说，究竟是何内容，荀子没有细讲，后人谁也解说不清，有人猜测是“金木水火土”，不被大家认可，思孟的“五行”说成为千古之谜。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书”中皆有“五行”。学者们认为，所谓思孟“五行”学说所依靠的古老观点应该就是新发现的“帛书”和“竹书”上的“五行”。其内容是“仁义礼智圣”。在荀子看来，思孟根据这种古老观点炮制的“五行”说，却堂而皇之地打着孔子的旗号，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大有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之嫌。因此，鼓吹此“五行”之说的子思与孟子，被荀子批评为与其他五派十子一样，是“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人。

有学者认为，荀子对子思和孟子的批评，过于极端。

荀子究竟为什么如此严苛地批评思孟的“五行”说呢？按照荀子的理路来分析，原因至少有两点。

其一，“五行”说与孟子的性善论相一致。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对孟子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来自先天，并非后天学习所得的观点，在《性恶》篇中早有批评。他认为孟子的这个观点是“无辩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行”。对于这种只能说不能做，似是而非的理论，荀子要再次给予严厉批评。

其二，战国末期，天下趋于一统。法家理论甚得重用，儒家命运岌岌可危。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点，创造性地倡导儒家的礼制思想，用“隆礼重法”指导社会实践，与法家抗衡。而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点，倡导“修心”。用“修心”立“仁德”；用“仁德”行“仁政”；因“仁政”而行“王道”，这种内向化、心性化的理路，只能是一种道德说教，不能形成条律和制度，更不能用来治国，不足以与法家抗衡。

荀子对孟子的批判并不是儒家内部的派系之争。荀子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匡救乱世，拯救儒学。荀子对思孟学派的“五行”理论进行严苛的批评，是出于对付法家学说，拯救儒学的战略需要。

汉代在众多学说中寻找长治久安的治世之道，最终选定“独尊儒术”。此“儒术”是荀子创建的“隆礼重法”，而不是孟子的“以仁心施仁政”。实践证明，荀子对孟子的批评是正确的。荀子不是“极端”了，而是在维护与发展儒学。

至此，荀子的《非十二子》已经完成了他对世间流行的歪理邪说的批判，文章到此为止了吗？没有。荀子还没有完成写《非十二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