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迁民考

明初迁民考

刘卫民 肖鹏飞

长期以来，中原一带广泛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有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的歌谣和传说。关于明初洪洞迁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少文献资料，如《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畿辅通志》《大名府志》《洪洞县志》《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魏县志》以及许多家乘、族谱、墓碑等都有详实的记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兴起，洪洞迁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的真相究竟如何？这里就根据史志文献及谱碑资料的相关记载，详加考证一下。

迁民背景：

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

元朝末年，由于受蒙古贵族和汉族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黄淮流域水灾、蝗灾、瘟疫连绵不断，中原一带饥荒频繁，民不聊生。各地农民难以生存，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暴政。仅元至正元年（1341年）这一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农民起义达百余起。随后，农民起义更加频繁，起义烈火席卷诸省，起义力量越来越大。特别是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和韩山通率领白莲教徒在颍州起事，部众以红巾为号，号称“红巾军”。红巾军所过之处，沿途百姓纷纷响应。每有农民造反，元朝统治者就发兵血腥镇压。元军出其精锐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元军在河北、河南、山东镇压刘福通起义军时，极为凶残，“破城遂屠城”（《元史·脱脱传》），使得中原人民陷入绝境。据《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十八年（1358年）11月，元军“刘起祖守顺德（河北邢台）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所过之处都是”拔其地，屠其城“，”人口十亡七八“。河南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记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广大的中原地区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境地。直到明王朝建立，元顺帝出亡漠北，这段长达20余年的大屠杀才算告一段落。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其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不久，燕王朱棣为了争夺皇位，打着“诛奸臣、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河北山东再次变成“南北拉锯”战争的主战场。“靖难之役”，邯郸民间俗称“燕王扫北”。“燕王扫北”实为“燕王扫碑”之误。据《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记载：民间盛传，燕王发起“靖难”之师，打的旗号是要打到南京去扫祭南京城的功德碑，也就是皇族的祖宗碑，所以又称为“燕王扫碑”。“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中原地区再遭劫难，战争的残酷程度不亚于元末的战争，这一带百姓被杀戮殆尽。据山东临清县寨村《李氏族谱》中描述：“盖燕王靖难之兵起，在建文帝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进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凶阙，则自北而南，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所过村城几为丘墟。”南下的燕军尤为悍野，烧杀抢掠尤为严重，遭到政府军和民众的顽强反抗和阻挡。《明史·恭闵帝本记》中记述：“建文三年（1401年），燕军掠真定、广平、大名、魏县。五月，燕军驻大名，七月掠彰德府，先后斩首三万级，溺水者十万余人。”四年间，燕军在冀、鲁、豫三地如梳过篦笼，杀伐无度，万千民众生灵涂炭，惨遭屠戮。当燕王朱棣攻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魏县漳河南岸的地主武装十八村联庄会，拼死抵抗燕军南进，迫使燕军绕道山东。朱棣获胜称帝后，还专门派兵去屠杀原来协助建文帝抵抗燕军的中原老百姓，不论军民，杀无遗类，魏县漳南一带的老百姓，被燕王杀戮后仅剩两户。据清康熙《魏县志》载：“靖难之役，燕兵掠魏县，魏县尸骨遍野，十室九空，田地荒芜，路断人稀。”这场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又一次使将要复苏的中原地区遭到惨重的破坏，百姓非死即逃，人口急剧减少，这也是永乐初年再度大规模移民的原因。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瘟疫也接踵而至，百姓不死于兵即死于灾。元末，河患无人治理，每年都有洪水泛滥成灾。黄、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元史·顺帝本纪》）。据《元史》记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据《元史·五行志》记载：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暑雨，漳河溢，环居民，伤禾稼。”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河北徙，漂没千余里”。“河漫千余里，漂庐舍，败濠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无所得食，多死于林木间”。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频仍，而且大蝗灾也铺天盖地而来，接连不断。蝗虫猖狂肆虐，使饥民载道，饿殍遍野。元时大名路，从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41年--1365年），“开、滑、浚三州及元城、魏县等十一县，水旱蝗虫，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据《元史·五行志》）记载：蝗虫每至，辄“蔽天而下，所过田禾立尽”。“至正十九年（1359年），冀、鲁、豫大饥，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军士掠孱弱以食。……民食蝗，人相食”，同期，瘟疫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这时，饥民与土匪也肆无忌惮，抢掠洗劫，“群盗横行动辄数千”。在这种兵荒战乱、水旱蝗瘟环境中，即使少数幸存者，为了活下去，也纷纷举家逃亡。广大的中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人口稠密的全国重要的农产区，现在历经战乱、自然灾害之劫难，却是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民不聊生”“道路皆榛莽，人烟断绝”“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明太祖实录》）。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太平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据《河中府（蒲州）修城记》载：“当今天下战火燎天，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山西）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有。”加上外地人口的流入，人口稠密，晋南诸州县尤著。晋南诸州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晋南平阳府人口最密集的大县。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省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省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一省人口四百零三万四百五十多人，比冀、豫两省的总和还多。山西可谓地狭人众的“狭乡”，而中原地区则是地广人稀的“宽乡”。这就为明初的移民提供了人口来源。

迁民政策：

移民屯田开垦荒地

明王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人口剧减，生产凋敝，经济残破，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土地荒芜，遗骨遍野”“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

面对破碎的山河，处处地旷人稀的荒凉情形，朱元璋感慨道：“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受祸最惨，积骨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这时，朝中大臣一再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洪武三年（1370年），户部郎中刘九皋上奏献策：“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等闲之地，开种田亩”（《明太祖实录》）。朱元璋采其意，纳其言。为了巩固新政权，明政府采取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人口调剂政策。朝廷多次颁布谕旨，诏令实行移民垦荒，即从“狭乡”无田之家迁往“宽乡”人烟稀少之处，移民屯田，开垦荒地。迁民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税粮比元代增加两倍。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又使明初原迁居民杀逃殆尽，刚刚复苏的中原大地又是荆棘丛生，积骸成丘。而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依然突出。为调节人口地域不平衡的状况，永乐帝继续推行洪武以来的移民、屯田和奖励垦荒等政策。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明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明政府先后动员组织十多次大规模的移民。

晋中南地区是迁民的重点，所迁之民多来自晋中南诸州县。据《明实录》载：“被迁之民主要为两府四州五十一县之民，分别是平阳府（今临汾市，辖28县）、汾州府（今汾阳县，辖7县）、辽州（今左权县，辖2县）、沁州（今沁县，辖2县）、泽州（今晋城市，辖4县）、潞州（今长治市，辖8县），永乐间，偶徙太原府（辖20县）之民。次为潞州及泽州之民”。既然移民来自山西多地，那么，为什么世人都传说自己是洪洞县迁来的呢？因为洪洞县地处临汾盆地，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因而是迁民最多的重点县。更为重要的还是洪洞县因条件优越成为迁民的集中地和中转站。洪洞县凭借驿道之便，交通发达。南通豫陕，北达幽燕，东至冀鲁，西入秦陇。加之城北2里的贾村西头有个远近著名的古刹名叫广济寺。此寺建于大唐贞观二年（628），殿宇巍峨，院落开阔，僧人济济，香火旺盛。寺旁林木荫郁，内有汉槐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参天拔地，上有老鸹窝层叠累累，可谓奇观。阳关古道正好从大槐树下通过。近处有驿站，唐宋以来，差役往来如织。于是，大槐树下成了移民之地，广济寺成了移民之所。明政府在广济寺内设置迁民局，办理迁民事宜。据《洪洞县志》载：“明洪武、永乐间，屡迁山西民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大槐树下为会集之所，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明政府制定了完善而又优惠的移民政策。据《明实录》记载：时被迁对象是“无田者”或“田少人多者农户”，“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自洪武三年（1370年）始，先后迁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长治）、洪洞等州县农民至广平、大名、东昌三府地，迁民凡598屯，共给田26072顷。新迁户每户给田15——50亩，并给一定的菜地和宅基地，3至5年不收税。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垦不限，有的还明确规定多垦部分“永不课税”。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9月，后军都督朱英奏称：“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含魏县）、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亩。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十二月，谕山西民愿徙彰德、卫辉、广平、大名等地者凡598户，占籍为民，拔地耕种，免田租一年。”再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尝徙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给牛、种、车、粮以资之，三年不征其税。”后“迁山西泽、潞州民于河北；其间有罪徙者……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泌、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实冀、豫等省”。据清康熙《魏县志》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从山西襄垣、高平黎城三县、泽（今山西晋城）、沁（今山西沁县）二州五处迁民至魏县，每人给地一百亩（比明洪武年间迁民人均多一倍）。”

对应迁之民，政府还要在启程前按被迁者路程的远近计程发放路费，到达目的地后，当地政府还要发放衣物、口粮、农具、耕牛和种子等，以利安家垦作。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癸丑，徙泽、潞民无业者，赐钞备具。”“复三年，迁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户部给钞20锭，以备农具。”

传唱民谣：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所迁之民在官府的组织和催逼下，来到大槐树下集合，在迁民局所在的广济寺办理移民手续，领取川资、凭照。办好迁民手续后，进行“籍丁编伍，发放凭业川资”。其手续多由各布政史司核准签发，有的交送户部签发，指日发送。人员会齐再由后军督派兵押解。每批人员中挑选一名精壮人员担任迁长，负责途中行止召集安排诸事，然后登程，分别奔向所迁之地。

移民们在迁民局外（广济寺内大槐树下),触景生情，感触顿生，“朝命既下，官吏俄催，亲友送别，惜惜悲哭，军士吆喝，人声鼎沸，一忽抱离乡之感，抚兹嘉树（大槐树），聊同息壤之盟，即举室偕行，遂四方散去，固以推情爱物，视如桐梓之珍，顾影徘徊，藉表乡关之慕矣”《重修大槐树古迹记》。晚秋时节，飒飒秋风之中，槐叶凋落，一个个老鸹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遮天蔽地的大槐树和坐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鸹窝。中原地区有一首民谣唱得好：“棍棒下，别故土，望着白发泪如珠。是生离，是死别，谁知其中故？遥回首，眼欲穿，不见家园和父母，三步一回首，五步一驻足，唯有老鸹窝和依稀可见的老槐树。”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便成了迁徙者们决离故土、依依惜别的最后标识。这就是“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乡有什么，广济寺外老鸹窝”说法的由来。长期以来，洪洞大槐树成为后人寻根祭祖的目的地。

迁民途中，为防止移民逃跑，移民双手被反绑于背后，再用绳索串联，列队而行，行进中凡大小便者，均要报告，请求解手方便，次数多了，便简化成了“解手”，官兵一听“解手”，便知道干什么，于是“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词。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解手”典故由来。另外，中原地区至今还有许多人行走喜背手而行，据说是因当年长途迁徙时双手绑于背后形成的习惯所致。这里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凡小脚趾甲是两瓣的，都是山西老鸹窝底下迁来的人”“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这一说法是否有史料依据，不得而知。

移民至籍后，交由当地政府进行统一安置，另编里甲进行管理。《明史·食货志》：“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移民所建村落，大都以“××屯”命名，其中尤以“姓”+“屯”为》。“如河北魏县刘深屯村，就是当时刘深携族弟迁居到此，以”刘+屯“为名的。

明初洪洞大移民是在田园荒芜、人口下降、经济凋敝、生产停滞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具有重大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人口大迁徙实现了人口重组、村落重构，调节了当时人口地域分布不平衡状况，奠定了中国近代人口基本布局。洪洞大槐树移民的积极作用是显要的，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巩固边防。然而，其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消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给为数众多的移民们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成为一段惨痛的历史记忆。首先，移民不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而是由官府组织，在强制下进行的。据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迁诏初颁，民怨即沸，至下载率吁众蹙。惧之以威，胁之以刑。”这一记载充分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胁迫下进行的。其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好好的一大家人被活活拆散。明政府移民条例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以农耕为业的汉民族，历来有“故土难离，穷家难舍”的情怀，如今让他们背井离乡，而且同宗骨肉分离，七零八落，给移民们带来极大的感情伤害，而且这一伤害数代难平。